作家手稿：墨痕间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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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img data-alt="曹禺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信,他希望如果《曹禺剧本选》再版时，可以告知他，他来删改一两个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76e8ddf133f990b3ffe733e3c601ed56.jpg?imageView2/2/w/1260" /><img data-alt="沈从文《龙凤艺术》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389e743c73f6eea8f47e559fb6e6ddb4.jpg?imageView2/2/w/1260" />收藏、展示书迹手稿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古代，收藏、保存珍贵手稿，往往与对书法艺术的鉴藏相关联。在书迹不便印刷、传播的历史阶段，除誊抄之外，金石镌刻成为手稿保存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及至书迹可资印刷的时代，大量名家书札、题跋、诗文、联语等手稿得以系统收集与印制出版。当前，著名作家手稿主要集中保存在作家亲属或私人收藏家手里，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机构。然而，一个常被忽视却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相当比例的作家存世手稿也珍藏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出版机构。这批手稿数量可观，却因其归属既非个人亦非专门档案或文博机构，长期处于一种“隐秘”状态，鲜为外界所知，更少被公开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保存的许多现当代名家、大家手稿就属于此类情况。 人文社的库藏涵盖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丰子恺、叶圣陶、艾青、丁玲、冰心、冯至、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朱光潜、胡愈之、吴晗、刘白羽、柳青、杨沫、周立波、王朝闻、徐迟、流沙河、邵燕祥、李国文等数十位中国现当代文坛大家、名家的手稿，体裁囊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书信、日记、翻译手稿等，品类齐全。其中，整部经典作品的完整手稿尤为珍稀，未被相关博物馆、纪念馆所收藏；部分未刊书信手稿，亦未被相关作家的全集、选集所收录。 这批珍贵的作家手稿，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更留存了作者创作的思想轨迹，承载着超越手稿文字本身而更为宏阔的历史信息。 手稿里见出作者和编者的用心 在当代文学史上，“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林海雪原》与《青春之歌》两部作品的完整手稿就珍藏在人文社。《林海雪原》的手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誊正的小说正文，一部分是后来放在小说末尾、相当于后记的《关于〈林海雪原〉——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读者们》。手稿上的改动基本属于字词正误，加工润色。很明显，修改痕迹更多是编辑留下的。从这些琐细的修改中，可以看到编辑对提升文稿质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记中特意删除了一大段，主要涉及作者与杨子荣关于未来前途的设想的对谈。杨子荣在对谈中坦言：“以往地主骂得我不敢喘气。”说到未来的生活，他说：“现在的侦察兵就已经是我的前途……到那时（指革命胜利后）我也就四十好几快五十了，我这侦察兵的一段乐事也就办完了。那时咱老杨再干咱的老行业，种庄稼，干集体农庄；到那时，千户成一体，万众为一家，春天下种，秋天收粮……”这些内容为何删除，是基于杨子荣人物形象塑造的整体考虑，还是因为放在后记中不大合适？回到历史现场进行揣摩，很有意味。 与《林海雪原》不同，《青春之歌》的手稿修改常常是大段大段的，从措辞、表达到结构，都有调整，而且修改是由作者杨沫本人在誊清稿上直接进行的，有的句子、段落被反复修改，作者不厌其烦。例如，“不像一个天真的少女，而仿佛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这样一句描述林道静精神状态的话，作者写下后在誊清稿上又删去，删去后又恢复，可见杨沫在关键处的用心琢磨、推敲。 除去小说誊正稿外，《青春之歌》初版和再版后记原稿也保存在人文社。这些文字清晰地说明了之后版本和第一版的差异。其得失，只能留给历史评说。在后记的稿纸中加有杨沫写给编辑的一张便条：“后记我看了一遍，觉得改得很好，非常感激你。另外，我有三个地方各加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样加一下，意思就更明确一些。握手！”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就是这样无微不至。 手稿可以视为历史的微观注脚 有些保存下来的手稿及其附属档案，还承载着一部作品并不为人所知的出版流脉。如沈从文的重要作品《龙凤艺术》。这份书稿比较干净，出版时除对个别标题进行简化之外，未进行大的改动。今天，仅从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看，《龙凤艺术》最早于196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也有其他出版社的版本，但从未有人文社的版本。表面上，这本书似乎与人文社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整部书从编辑加工到发稿都是由人文社完成的。人文社的发稿单附在沈从文的手稿旁，发稿单由时任人文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签字，上面明确写着“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于是，排版说明单就换成了作家出版社。当年，作家出版社是人文社的副牌机构。这些实物，直观呈现了一段历史。 不同作者书写的方式、习惯不同，留存手迹的形态、样貌也存在差异。并非每个作者的手迹都保存了大量的修改痕迹。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作家，主要作品的手稿修改部分占比都不大，冰心也属于同类情况。 人文社库藏中保存有冰心《小橘灯》《再寄小读者》等小说、散文手稿近四十件。这些文稿是为人文社1978年出版的、以“小橘灯”为书名的冰心作品集准备的。它们有的是作者亲笔手稿，有的是他人誊录稿，有的是旧刊剪贴稿，大部分整齐、清爽。如《小橘灯》，除了将“望着窗雾里迷茫的山景”改为“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将“门边的小气炉”改为“门边的小炭炉”这类微小的加工润色之外，几乎与发表件完全一致。十几篇《再寄小读者》的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我们从手稿的保存状态，仍能看到作者在作品发表前斟酌、考虑的思绪流动。《再寄小读者》原稿中，通讯九、通讯十发表时没有使用，直接将“通讯十一”改为“通讯九”，随后数字一并统改。全书的原有目录也同出版后的目录差异较大，如诗歌《小家伙们，惩罚得好》《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散文《跟小朋友们谈访埃观感》《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国庆寄海外小读者》等作品最终未被收入。从内容上看，这部分作品大多写于20世纪50年代，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因有些内容已时过境迁，再加之篇幅所限，可以理解作者和编辑在文集编选过程中对篇目进行剪裁、取舍的用心。 人文社还存有部分作家与出版社的通信手迹，如郭沫若就《李白与杜甫》、巴金就《巴金全集》、曹禺就《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剧作选》、丰子恺就《猎人笔记》、周立波就《暴风骤雨》编校事宜致编辑的信等。它们虽不属于作品手稿，但同样体现出作家与编辑的紧密联系，以及相关作品与人文社的历史渊源。1954年，人文社即将出版《田汉剧作选》。在最终确定篇目时，田汉写信给编辑，说自己“费了一整晚的工夫‘修订’”《卢沟桥》剧本，因其“气象较为雄大”，希望放在最后。同时建议请专人给《回春之曲》补上剧本原有的聂耳、张曙所谱的曲子。作者对个人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朋友的思念、对编辑的尊重，跃然纸上。 还有些信件，时代背景与当下相去较远，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含量很丰富。如叶圣陶在致人文社的信件中，谈及《倪焕之》再版时，他表示“一度感到惶愧”，认为自己“粗陋浅薄”，不值得“印刷工友付出劳力”，叮嘱“务肯少印”。这种彷徨与真诚，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又如，附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书稿后的原始读者来信，写信者既包括周汝昌、王利器这样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也有普通读者。信函内容既有严谨的学术探讨，也烙有当年特有的话语印记。深入研读这些原始材料，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知识群体的复杂思想动态与社会心态跃然纸上。这些珍贵的“副文本”，可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乃至出版传播史上鲜活的微观注脚。 至今，人文社的善本库中静静安放着大量珍贵手稿。许多年过去，包扎它们的绳子和袋子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无声地讲述着文字背后、文学之外的故事。这批珍贵手稿的存在，有效填补了专门收藏机构在相关作家文献馆藏方面的空白，也为未来编纂真正意义上完备无遗的作家全集、开展现当代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王一珂，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图书出版中心主任）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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