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屏幕引发的“求解之旅”——清华学子藏区网课调研记

本报题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引发了一群青年学子的“求解之旅”。清华大学的学生来到四川甘孜,希望实地探访网课直播教学的效果。在调研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不同学校对于这一教学模式的接受度迥然不同。有的学校因网课班而在高考中“一战成名”,对网课教学推崇备至;有的学校则向他们传达出困惑的声音。调研中,这些年轻人收获了各自的反思与成长。调研结束后,他们留下这样的追问:网课班作为一种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技术,是缩小还是放大了原有的差异?

去年6月和四川的一名高中生聊天时,清华大学新闻系学生纪小璐才知道,网课教学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非常普遍。

2002年,网线将成都七中与甘孜州的两所高中相连。10多年过去,这两所网课班试点中学走出了两种模式:康定中学对来自成都七中的资源全面吸收,而泸定中学则有选择地播放网课,同时由本校教师自主授课。

2018年年末,《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见报稿标题为《教育的水平线》),讲述了云南禄劝一中因网课直播教学造就的高考奇迹,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争论。

这篇报道让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产生了实地调研的想法,引发了一场“求解之旅”。2019年,两支调研团队先后来到甘孜州。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黄钰洁的团队想从前端和远端的师生入手,了解他们对远程教育的看法及网课模式的发展过程。纪小璐的团队则想知道,同样的屏幕、直播技术,为什么在同一地区的两所学校会有那么大差异。

调研团队里,有来自“前端学校”成都七中的学生,也有来自“远端学校”、上了3年网课班的学生。调研结束后,有人从对网课教学满怀希望到留有疑惑,有的从持有偏见到逐渐接纳。

初到甘孜

到了康定中学,调研队成员刘漪漩发现,“这些高一的弟弟妹妹看到我们来了非常兴奋,跑前跑后搬椅子”。

这个毕业于成都七中的女生,是想实地看看网课班的运作模式。她身边的朋友和教师对于网课直播教学褒贬不一,但她觉得,“远端师生的反馈究竟如何,单凭想象,是没有发言权的”。

在团队调研的2019年,康定中学和泸定中学已推行网课班17年。2002年之前,甘孜州各所高中的教育水平相对偏低,而它们的前端成都七中,作为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信息源,已和至少245所高中的1259个班合作,7.6万多名高中学生和成都七中的学生同步上课。

康定中学网课班的部分学生已考入名校,黄钰洁调研队成员、清华大学土木系学生王志龙就是其中之一。王志龙还是2018年的甘孜州理科状元。对他来说,“网课上着上着就习惯了,是种平常的教学方式”。

在王志龙参加高考的2018年,康定中学高考上本科线(不含民族加分等)的有288人,其中70人上重点线——上重点线的人数占全州的三分之二。

在康定中学,每个高中年级有16个网课班,文理科班各半,每个班六七十人。这里的教师与成都七中教师同步备课、上课,他们记下学生的疑难问题,在课后补充讲解。

在母校调研时,王志龙想起了熟悉的高中课堂。那时,面对前端教师在屏幕里的提问,他“能回答的都会回答”。在他看来,网课一定是一部分人跟得上、一部分人跟不上。

刘漪漩用“正面、积极向上”形容她对康定中学网课班的整体印象。在她观摩的数学直播课上,前端教师提问时,班上学生会对着屏幕说出答案,遇到照顾远端学生的前端教师,班里的发言会更多。

进班交流、观摩网课直播、一对一访谈,调研的大部分时间,成员都与学生和教师共同度过。不少成员都用“可爱”描述8天里接触到的这群人。调研队成员张敏难忘自己进班交流时底下一双双求知的眼睛,虽然遗憾讲得不够好,但结束后同学们问她,可不可以把她做的PPT留在电脑桌面,“我答应后,他们如获至宝”。

对于去年暑期的这次调研,刘漪漩已记不清交流的具体内容,但她忘不了一个场景:调研的第二天晚上,康定中学突然停电,教师点上蜡烛,教室里依旧很暗,唯独播放网课的屏幕因有单独供电系统而依然明亮。

调研队成员龙程一把这个画面看作一个隐喻:“就像那里每个人面对外界的新事物、面对这块屏幕的态度。即使停电了,我们不怕,把蜡烛点起来,照样可以通过屏幕学习。”

艰难起步

康定中学的教师回忆,一开始推行网课班时并不顺利,没法保证同步备课、上课。2005年,康定中学的高考成绩跌到历史最低点,当年的新任校长在观察了网课班一个多月后,告诉英语教师程远友:“康定中学的未来在你这里。”

程远友是2004级网课班的班主任,这一年级网课的衔接工作都由他来做,比如借设备打印每周教学计划、通知考试时间等。早期,为了保证网课的直播信号,还有专门的技术教师守着电脑,有时交换机要重启,天线要除雪。

作为直播教学模式落地过程中坚定的推动者,程远友告诉调研团队,很多保障细节做好了才算入门,更重要的是,相信直播带来的可能性。

当时,校长为网课班配了一台打印机、两台电脑,还决定:凡学校活动与网课班冲突的,尽可能不影响网课班课程。

程远友记得,2006年春节前,康定中学网课班与成都七中一样,一直上课到腊月底,“其他班全都放假了,只剩网课班(继续上课),几个老师留下来,两个校长也陪着一起”。

这些人力物力的投入,在高考时得到了回报。2007年,康定中学网课班100多名学生考上本科,用该校教师的话说,“一战成名”。

纪小璐了解到,2007年“形势一下反转”后,康定中学开始有了更好的生源,“就像进入了良性循环”。

如今,在康定中学的网课班上,大部分年轻教师习惯了同步备课、上课,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提升,程远友说:“那些30来岁的教师都成长得很快,但之前,学校怎么敢把网课班交给这些年轻教师?”

黄钰洁团队也发现,网课对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地区最大的贡献不只在于培养学生,也在于培养教师。“不过,有很多教师学到了讲课技巧后会希望去更好的地方工作。”黄钰洁说,前端的师生也很有压力,包括课程容错率小,知识产权、师生隐私等方面的隐患,“但前端师生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课堂激励远端师生一起努力”。

另一种声音

告别康定中学后,几乎所有成员都带着对网课班的希望与乐观去往下一所学校——泸定中学。2018年,该校理科网课班的本科上线率达90%。

泸定中学每个年级有文理科网课直播班各1个,每个班四五十人。但直播班的部分教师会自主授课。

调研队成员张敏对这种授课方式并不陌生。她来自四川宜宾,高中时上了3年网课班。在她的高中母校,“(上网课)以本校安排为主,如果有运动会就把网课停下,有时间再补;有的网课太难了,老师也会把网课停下来,自己讲”。

调研过程中,张敏注意到,在直播上课时,有时因为网络延时,远端同学不知道前端上课用的是什么材料。

在泸定中学,调研队成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很无奈,甚至有些沮丧,但同样真实”。不少成员也是在看到泸定中学的状况后,转而对康定中学的网课班推行情况有所思考。在龙程一看来,泸定中学的教师对网课有自己的认识,面对前端传来的不同网课,采取更灵活的接受方式。

“泸定中学的教师还提到生源流失的问题,最好的学生会先考虑去绵阳、成都等地读书。”纪小璐说。

在结束整个调研、了解到不同学校的态度与做法后,成员们发现:如果不去泸定中学了解生源、沟通延时等现实因素,这次调研可能会失去很多意义。

他们开始反思网课直播模式,并在调研答辩时留下了这样的追问:网课班作为一种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技术,是缩小还是放大了原有的差异?

收获与反思

辗转两所学校,张敏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这两所学校不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学习资料,都和她的高中母校相差不大。

在调研之前,张敏对网课班的态度不太积极,她认为个人发挥的作用更大,“如果完全跟着网课走,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肯定不行”。读高中时,她会抱怨网课班放假少、作业又多又难,前端和远端教师也常常沟通不畅。

这次成为旁观者,张敏的看法却发生了变化。

无论在康定中学还是泸定中学,教师都展现出极大的主动性。“老师就像跷跷板下沉的那一方,而同学们就像被翘起的一端”。

张敏也想起自己的高中生活,那时她努力学习的部分动力来源于老师,“他们对学校课堂的付出甚至超越家庭,每个学生都是他们的宝贝”。

她开始反思自己对网课的偏见,“正如几位班主任提到的,网课让学生实现的是向上分化,网课(模式)也一直在完善”。

大半年过去,纪小璐和龙程一还记得调研中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龙程一在4个理科网课班的分享结束后,又被一位班主任拉到办公室给学生“开小灶”。“他叫来了班上成绩最好的一两个学生,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全围在办公室里”。龙程一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另一名教师塞给他一张物理试卷,“让我明天来上一堂课,讲讲这张卷子”。

“对方觉得我们是国之栋梁。我们本来都没意识到,但真正走出去就觉得必须做出点事情。”纪小璐说。

其他成员也在这次调研中产生了各自的思考。赵佳写道:资本运作、教育产业等话题终是距离日常生活太高太远,落实到个体的教师、学生身上,就是上好课或听懂课。

袁亦朗则在调研后思考:“既然甘孜州可以推行网课教学,并且覆盖小学、初中、高中,那么我的家乡能不能也试一试?”她接着到位于湖北利川的家乡调研,村委会表示愿意尝试。

新闻系学生刘漪漩则在考虑,今后读研“可能不再是新闻传播类,而是会偏向公共政策,针对教育领域”。

在调研后,龙程一觉得自己判断事物的天平又多了个砝码。他随后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暑校交流,在异国的课堂上,他与教授讨论起那些山区学生。在龙程一看来,网课班开启了一扇窗,呈现另一种可能,“当地学生透过这扇窗,不只是学习知识,还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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