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会否改变司法判决 日本律师深度解读江歌案

2017-11-16 14:53:00 中国侨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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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本《东方新报》报道,江歌案临近审判,江歌母亲日前抵达日本,征集在日华人及日本民众签名,请求司法机构判处疑犯陈世锋死刑。签名请愿能否影响判决?刘鑫证言对案件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处理过多起涉及在日华人凶杀案的TMI律师事务所的日本律师刘奔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

  死刑的可能性很小

  据统计,截至11月15日,在希望日本法院对陈世峰判处死刑的签名请愿活动中,已有150万人先后签名力挺江歌母亲,先不评论在道德层面上刘鑫是否应付的责任,但通过江歌母亲在案发后所做出的努力,至少华人世界已经对本案件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对犯罪嫌疑人陈世峰处以极刑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签名请愿活动在本次案件审理过程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TMI律师事务所的日本律师刘奔说:“签名请愿活动对法院量刑结果影响会非常小。因为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 ‘量刑’环节,行为的危险性,计划性,犯罪结果等会被重视,相反,社会舆论则不会被特别重视。所以通过签名请愿活动营造出的社会舆论,只能是让法庭体会到华人社会十分关注本案,而对量刑本身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在量刑过程中,犯罪结果,也就是杀了几个人等因素可能显得更为重要。江歌案的犯罪结果导致了一人死亡,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的判例中只杀一人就被判死刑的量刑结果几乎没有,所以江歌案中判决陈世峰死刑的可能性很小”。

  日本的量刑数据库

  在日本,杀人罪的定罪和量刑是由日本公民中选定的6名裁判员(类似于陪审员)和3名专职法官来判断。据刘奔介绍,日本法院备有专门的“量刑数据库”,先输入案件中重要的量刑事实要素,诸如有无持刀、有无计划性、事后有无救护行为,犯罪结果……输入完毕后,“量刑数据库”会根据以前的判例,自动生成可参考的量刑结果图表,如果是仅有一个人被杀的话,所看到的参考图表中应该不会出现“死刑”的判决结果。

TMI律师事务所日本律师刘奔(左)接受采访。(日本《东方新报》)

TMI律师事务所日本律师刘奔(左)接受采访。(日本《东方新报》)

  法律上签字请愿对判决影响微乎其微

  在日本的刑事案件中,由检察官进行起诉和举证。因为证据价值不高,签名请愿活动的结果有可能不被检察官视作证据提交到法院,即便提交到法院,仍有不被法院采信的可能性。根据刘奔律师以往的经验来分析,本次签名请愿活动的结果很有可能不会采信。

  但是,刘奔认为,签名请愿活动的结果虽然作为量刑证据不被重视,但江歌母亲作为被害者的家属,为了倾诉自己失去亲人的痛苦,其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鑫谈证言的重要性

  在日本,裁判员由6名日本公民组成,所以为不影响裁判员的正常工作,庭审时间会安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进行,并在最后一天作出判决结果。12月11日至15日是审判陈世峰的庭审期间,刘鑫应作为证人出庭,由于舆论压力、有愧于江歌、紧张等因素导致其在庭审中做出与当时记忆相反的证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其出庭作证之前,检察官早已搜集完了客观证据并将其提交于法庭,如果刘鑫的证言与客观证据不符,法院会更加重视客观证据。

  另外,如果真如刘鑫所说,整个案发过程中,她均在屋里,并没有看见陈世峰行凶的过程,那么刘鑫证言的重要性将会次于其他客观证据。因此,刘鑫作为案件经历者,其证言固然重要,但法庭将会更多地依据客观证据。

  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仍有很远距离

  以“福冈灭门案”为例,2003年6月20日,四具遗体在福冈县博多湾被发现,遗体的手上戴著手铐,并绑著哑铃,脖子上有绳索的勒痕。警方调查后确认,四具遗体分别为居住在附近的松本真二郎、其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随即日本警方根据现场附近的目击者证言以及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工具,锁定了中国留学生杨宁、王亮和魏巍为嫌疑人。杨宁与王亮逃回中国,于2005年1月被中国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杨宁在2005年7月12日被执行死刑。三人中,魏巍是唯一在日本逮捕受审的,2005年1月一审被判处死刑,经过上诉等司法程序,于2011年10月20日终审被日本最高法院确定为死刑,由于日本执政内阁交替等原因,法务大臣迟迟未签署处刑令,历时至今其仍未被执行死刑。在本案中,陈世峰被判处死刑的几率可谓微乎其微,而且即使被判处了死刑,距离执行又是一个未知的期间。

  “福冈灭门案”当年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的民愤,但是时隔多年仍未执行死刑。江歌案虽然在中国社会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在日本社会的关注几乎为零。想通过在中国引起关注,影响日本司法的判决,此事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对于江歌母亲而言,如何让自己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如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将是一个历时漫长的过程。

责编:陈全